學校召開“任應秋先生百年紀念座談會”，充分體現了中醫藥事業代代相傳的可貴品質，充分體現了學校“人心向學”的重要理念，充分體現了全校師生尊師重教、傳承創新的高尚精神。衷心感謝學校對我的關懷和信任，衷心感謝老師對我的指導和教育。作為一名學生，能有機會參加今天的紀念會，確實很感動，很受教育。
任老離開我們已經30多年了，我未能像在座的許多老師一樣，親受任老教誨，但我很幸運，在我三年前到學校學習時，多位老師經常向我講述任老的事跡，還送我兩本《任應秋醫學講座文集》。我知道，自己作為一名初學，要理解任老所闡述的中醫真諦，距離很大，難度很大；但任老的事跡和在《文集》中所表達出的治學精神，卻深深感動了我。
從孔夫子到西漢兩戴（戴圣、戴德）、東漢鄭玄，歷時數百年逐步成書的《禮記·中庸》，總結、提出了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治學精神。即：“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至今，歷經兩千年多年，這15個字，已經成為中華文明寶庫中治學精神的經典和準則；為中華文明的傳承發展、為中華學術繁榮發揮了重要作用。我在學習任老《講座文集》中，時時感受到這種崇高的治學精神。任老正是以這種精神，展示了中醫藥學不可替代的科學地位，揭示了中醫藥學深邃豐厚的科學內涵，彰顯出一介中醫泰斗、文化大家、學人楷模的熠熠風采。
一、博學之深厚功底。我學習過的兩本任老《講座文集》，包括了中醫典籍學習、基礎理論、針灸學、《內經》、醫學流派和運氣學說等六個方面，共38講，43萬字。任老每講選擇的的主題，都是中醫學中的重點，但篇幅卻不長，短的五、六千字，長的也不足兩萬字；每一講的主題表述都很集中、很明確、很具體。如中醫典籍學習，是中醫學的傳承和學習中基礎的基礎，任老的《文集》首列“中醫典籍七講”，依次講述了“如何學習”《黃帝內經》、《難經》、《本草經》、《傷寒論》和《金匱要略方論》五部主要經典，又分別綜合講述了“如何閱讀脈法著作”和“如何閱讀針灸著作”兩個重點。對脈法著作，任老聯系《內經》、《傷寒》、《金匱》、《難經》、《醫學源流論》等典籍，以介紹《脈訣》、《脈經》為基礎，分別介紹了元·滑壽的《診家樞要》，清·張璐的《診家三味》，明·李中梓的《診家正眼》和張介賓的《脈神章》，以及清·周瀓之的《周氏醫學叢書脈學四種》，對中醫經典中有代表性的脈學著作一覽無遺。對針灸著作，任老首先提出了自己對《醫學源流論》中，“針灸失傳”之說的理解，指出，所謂“失傳”，是指“一般針灸醫，學無師承，輕率用針，未得古法之傳授耳”，進而指出，“針灸療法，并非淺近的知識，而是具有‘易陳難入’的至理，必須下功夫‘進行較深刻的研究’”。任老尤其強調學習針灸，必須精讀《靈樞》和《素問》。指出這是“最根本的典籍”，同時分析了《靈樞》和《素問》162篇的內容，指出，“兩書所言針灸，獨詳于刺法的闡述”，并逐一列舉了18條針灸理論和40種刺法，還以補瀉之法為核心，對理論的應用和不同刺法作了說明。在此基礎上，任老又提出了“詳考《圖經》”，列經卷4種，“博覽專著”，列經卷8種，并分別作了介紹。中醫學內容博大、典籍浩繁，任老如此精道選題，沒有對學習中醫必須打牢扎實功底的清醒認識必不可為，自身沒有中醫學修養的扎實功底更不可為。
任老的這種認識和扎實功底，在每一講的具體闡述中，表現的更為突出。以“如何學習《難經》”為例。任老講了《難經》“沿革”、“內容”、“注家”、“讀法”和“選本”五個部分，邏輯層層遞進，內容指向明晰，但僅有六千余字。在“《難經》沿革”部分，任老從《難經》的名稱、列位和讀音講起，引用了《帝王世紀》、《五行大義》、《文選·七發》、《史記索引》等典籍，說明了《難經》的題意和正確讀法；同時，又引用了《集注難經·序》、《虞庶難經注·序》和《進難經集注表》，指出將《難經》之“難”讀為難易之“難”，“是不夠妥當的”。在此基礎上，任老介紹了對《難經》作者秦越人的典籍記載，運用張仲景的論述，進一步明確指出，《難經》作者雖難定，但《難經》為古代醫學之經典“是毋容置疑的”。
在《難經》內容介紹中，任老把“八十一難”分為論脈、論經絡、論藏象、論病機診候、論臟腑營俞及針刺補瀉之法五篇，并且指出，《難經》“集《靈樞》、《素問》之精華，在寸關尺之診、左右腎命門之分等”重要問題上，又有“作者之獨到心傳，豐富了祖國醫學的內容”。對“《難經》注家”的介紹，任老從最早注《難經》的三國吳太醫令呂廣講起，歷經唐宋金元明清22人、22家和日本3人3家。又從這25家注中，推薦了《難經本義》、《難經正義》和《難經疏證》三書，分析了各自特點，稱其“最宜細看”。在“《難經》讀法”和“《難經》選本”中，任老提出的途徑和版本，都是極為貼切和深有講究的。身為學子，聽這樣的講座，讀這樣的《文集》，真如置身大家鋪展的知識海洋，實在是一種幸福。
二、審問之嚴謹求真。古人總結的治學精神，博學是基礎。在博學基礎上，不斷提出問題。問題無論大小，都需追根究底，以求真諦；使之所學，知其然更知所以然。這種精神，在任老《文集》中隨處可見。以《運氣學說六講》為例。首先，任老提出了“最困難”和“最關心”的兩個現實問題，即“讀《內經》最困難者，莫如五運六氣”和“如何運用五運六氣與臨床，是讀者最關心的問題”。就這兩個現實問題，任老仍是以提出問題，剖析問題來回答。任老連發三問說：“什么叫運氣學說？僅解釋為五運六氣，這是不能令人滿意的，因為它并沒有解說清楚運氣的實質。假使再問，什么是五運六氣？又僅以風木、君火、相火、濕土、燥金、寒水來回答，還是不足以說明問題。那么，究竟什么叫運氣呢？應該說，運氣學說，是中醫學在古代探討氣象運動規律的一門科學。”
“運氣學說，是中醫學在古代探討氣象運動規律的一門科學。”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末，任老提出這樣的明確判斷，實在難得。為了說明這個問題，任老從“二十四節氣的確定”、“陰陽歷調整的成功”和“重要天象的詳實記錄”三個方面，客觀的說明了運氣學說的科學基礎；又列舉了古代氣象學獲得成就的因素；列舉了《內經》與《夢溪筆談》關于天人關系和“天地之變”、“寒暑風雨”、“人之眾疾”、“氣運盛衰”驗證運氣學說的故事。
為了切實回答好前邊提出的“最困難”和“最關心”的兩個問題，任老又從“十天干”、“十二地支”和“六十甲子”的天象、物候、概念、理論講起，連續五講，分別講述了“五運”、“六氣”、“運氣同化”和“運氣學說與辨證論治”等主要問題。指出，五運，即通過“十干化運”、“太過不及”、“平氣”、“主運”和“客運”，“以木、火、土、金、水五行，說明一年五個季節的基本特性”及與人生命狀態的關系。六氣，即以風、熱、濕、暑、燥、寒六氣之化為本，以三陰三陽之辨為標，從我國的氣候區劃、氣候特征來討論宇宙間的六元正氣、化非其時的邪氣、包括災害性天氣的活動規律及與人生命狀態的關系。運氣同化，通過“天符”、“歲會”、“同天符”、“同歲會”和“太乙天符”，說明主運、客運、主氣、客氣，在六十年變化中，互為生克，互有消長，同時，還有二十多年同化關系發生。運氣學說與辨證論治，則直接說明人的疾病與死亡與氣候有著密切關系。運氣學說就是在探討風、寒、暑、濕、燥、火諸種氣候致人于病的規律。
最后，任老從對運氣學說的諸多論點中，選取了汪省之、張介賓的論述，得出六條結論：一是運氣學說十之八九有證驗，不能完全否定；二是當知天道有是理，不當曰理必如是，故不能拘泥其法；三是對運氣學說，應隨機達變，因時適宜，順天察運，因變以求氣，靈活掌握運用；四是對運氣學說不知不渝，便云烏有而不信，這種態度只能說明他下愚無知；五是“欲以有限之年辰，概無窮之天道”，過分夸大運氣學說的作用，是不科學的；六是運氣學說的應用，必須結合人體本身的強弱，因機辨理，不能一概而論。而且，為后學應用之便，任老在《文集》最后，還附列了《六十年運氣交司表》。任老為學審問之嚴謹，了然可見。
三、慎思之深入鉆研。任老為學慎思，深入鉆研的精神，在講運氣學說時，已有所見。在其他各講中，則更加鮮明。僅從“中醫學基礎理論六講”來看，可直接感受到以下三點：
一是尊崇學術，嚴于律己。任老1980年在日本講“中醫學基礎理論”時，已從醫半個世紀。這樣一位中醫大家，對基礎理論是再熟悉不過了。順手拈來，游刃有余，無論怎樣講，都是大家之道，無可厚非。但是，任老在講座開始，通過回顧中醫藥和中日醫學交流的悠久歷史，直白的表達了自己對歷史的尊重，對學問的敬仰。他特別說到：自己講的內容，“如有不符合實際，甚至是錯誤的地方，這是我的學力不足，敬請指教。”這樣的態度，這樣的語言，出自一位大家，出自一位大家在國際講臺上的講座，確實是令人感動的。
二是整體觀念，辯證思維。任老的中醫基礎理論是從陰陽五行學說講起，依次為“藏象”、“病因病機”、“診法”、“辨證”和“治則”。通篇貫穿著整體觀念，辯證思維的自覺修養。關于陰陽五行學說，任老明確指出，“都是在探討事物發展變化的規律及其根源”，是中醫學“研究本學科發展規律的認識論和方法論”。任老從“事物的普遍聯系”、“平衡與不平衡的辯證關系”、“陰陽互為轉化”和“矛盾的主次之分”講陰陽學說；從整體觀、動態平衡和醫學意義講五行學說。同時，又從研究對象、研究層次的不同講陰陽學說與五行學說的區別。而且，把這種認識和思維方式貫穿在基礎理論講座的全過程。如稱藏象學說“是通過對人體的整體觀察，分析人體對不同的環境條件和不同的外界刺激所做出的反應，來認識人體的生理、病理規律”的學說。“藏象”，就是“通過肌體外部表征，推導出人體內部的運動規律”。并從“主要內容”、“藏象學說的整體觀念”、“臟腑學說一臟器多功能的特點”和“臨床意義”幾方面作了詳細說明。
在“病因病機學說”中，通過介紹“三因論”，說明六淫七情飲食勞倦與人體健康的關系；通過“邪正相爭”、“陰陽失調”、“升降失常”說明人體的病變機理。診法學說，任老先講認識論，從“聯系是自然界普遍存在的規律”講起，重點介紹了“以表知里”的診斷方法，強調了“四診撮要”。辨證學說，任老則先講辨證學說的方法論，提出了陰陽的辯證認識、一和多的辯證關系，及由抽象到具體的辯證認識，詳細介紹了八綱辨證的具體方法。像任老這樣把握整體觀念、嫻熟辯證思維，提綱挈領，一以貫之，不斷加深對中醫基礎理論的理解和認識，令人深受啟迪。
三是觸類旁通，不斷總結。這是任老慎思、鉆研，治學精神的又一個特點。在“治則”學說中，任老引用了《素問》、《類經》、《千金要方》和多位注家的論述，聯系現代醫學對高血壓、糖尿病、神經衰弱和慢性腎炎的診斷治療，詳細闡述了治病求本與分辨標本的辯證關系。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中醫“求本”思想指導下的四大治則。即“治未病”、“三因制宜”、“以病情真、假為指標”的“逆治從治”及“同病異治異病同治”。這里，“求本”思想和“四大治則”無疑是有重要臨床意義的。
在陰陽學說中，任老還將陰陽學說與唯物辯證法作了全面比較，指出，“中醫學之所以具有巨大的生命力，正在于其中貫穿著樸素的對立統一觀，這是要我們努力發掘、整理提高、繼承發揚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任老特別提出了五行學說運用于醫學，其中存在的四個局限和不足。指出，這是“由于歷史局限不可避免的，是人類思想早期階段不成熟的表現”。為中醫哲學、中醫基礎理論的發展指出了廣闊空間。
總之，任老“慎思之深入鉆研”，對中醫基礎理論的講解，使數千年的中醫學充滿了科學魅力，充滿了勃勃生機。
四、明辨之悉得正誤。任老崇尚學術、堅持真理，在博學、審問、慎思基礎上，明則明，正則正，疑則疑、誤則誤，沒有一絲含糊。1950年3月，一直主張取消中醫的余云岫在新中國召開的第一屆全國衛生工作會議上，繼續提出了“處理舊醫實施草案”。任老堅決反對，對“舊醫”這個稱謂非常反感。他說：何為“舊”？如果中醫是“舊醫”，那時京劇唱的很熱鬧，也沒有誰稱之為“舊劇”，我們吃了幾十年的飯，也沒有人稱為“舊飯”，我們穿了2000多年的衣服，也沒有稱為“舊衣”，我認為這個“舊醫”是別有用心的。在《針灸學四講》關于“針灸的起源和發展”中，任老明確提出，“針”與“灸”，是兩種不同的治療器具，又是兩種不同的治療方法，是祖國最可寶貴的醫學文化遺產之一。針對古籍中“伏羲制九針”的說法，任老以《素問·異法方宜論》的記載為依據，指出：“醫藥并不是那一個圣人發明的”，所謂“伏羲制九針”，“應該理解為在伏羲時代的人類便創造了各式各樣的針刺療法”。針對一些人學習針灸“畏難就易”，認為針灸就是簡單的神經刺激，對基礎理論、經絡腧穴、迎隨補瀉等道理不重視，甚至孔穴亦不必太認真。任老明確說，“這樣舍本求末的輕率思想，應該猛省”。
對中醫典籍的闡釋，任老主張需用訓詁之法，正確的以今語解釋古語，對解釋有誤的，無論是誰，都應糾正。如對《素問·陰陽別論》篇中“痿易”的“易”，應讀為“施”，與“弛”同義；王冰注為“變易”，任老指出，這樣解釋“便失經義”。對《素問·痹論》篇“逢寒則蟲”的“蟲”，音義均與“疼”字同；王冰注為“蟲，謂皮中如蟲行”，任老指出，“此由不辨音讀，而望文生義耳”。還有，《素問·診要經終論》篇“中心者，環死”的“環”，是說針刺刺傷心，頃刻即死；王冰注為“氣行如環之一周則死”，任老干脆說，這樣的解釋“不通之至”。
對古人，任老是這樣，對今人，任老也是這樣。任老在介紹了中醫學的運氣學說后，引述了著名科學家竺可楨教授的文章《氣候與人生及與其他生物的關系》。任老評論說：“竺氏在這里只說明了一個問題，疾病和死亡與氣候有密切關系。但這究竟為什么？竺氏的答案十份膚淺，即是現今醫學氣候學家們，亦還在探索之中”。接著，任老引用《內經》關于百病“皆生于風寒暑濕燥火，以之化之變”和“天時”、“身形”，“參以虛實，大病乃成”，的道理；運用運氣學說分析人體氣血營衛運行規律，講“因天時而調血氣”的“避虛邪之道”。《內經》的論述與今人的答案，深刻與膚淺，了然可見。同時，在《文集》中，任老對對待中醫“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等不正確的態度，都提出了批評。另外，任老對《四庫未收書目提要》的個別失考，對印書館個別選本不當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讀文集，任老為學明辨的精神和勇氣，是很令人敬佩的。
五、篤行之務實創新。這是任老治學精神的大智慧、高境界。任老17歲學醫，23歲于上海國醫學院學習，36歲在重慶執教，42歲任職本校，直到1984年去世，始終堅守在中醫教學、臨床、科研第一線。中醫是他一生的事業，一生的信仰、一生的追求。
被馬克思稱為“英國唯物主義和整個現代實驗科學的真正始祖”---培根，曾借用蜜蜂采蜜，說“最好的治學方法”“就是把知識消化了而創造出新的思想，這才是第一等的學問”。孔夫子也早說過，對學問，“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任老《講座文集》，展示給我們的，就是實實在在的“第一等的學問”；就是知識和智慧，理論與實踐，良知與使命，“知之”、“好之”、“樂之”融為一體的見識、創造和貢獻。這個見識、創造和貢獻，不僅表現為任老對中醫典籍如數家珍，又有獨到的理解；不僅表現為任老對中醫理論耳熟能詳，又有深化和拓展；不僅表現為任老臨床辨證，入木三分；治則治法，出神入化，又對多種疾病有獨到的認識、神奇的療效。而且，更突出、更集中的表現在任老晚年創立的“中醫各家流派學說”中。
任老的《醫學流派說五講》，是從中醫學與中國古代文化的關系講起，從醫與文的起源到百家爭鳴，再到《漢書·藝文志》著錄方技36家，說明了一個道理：“大凡一門學科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要產生多種認識方法，以致發展成不同流派，所有文化的發展都是如此，醫學也毫不例外。”任老從古老的“黃帝針灸”、“神農本草”和“素女脈訣”“三世，”說到“醫經”和“經方”兩家，講“師門授受”、“各張其說”；講“學派爭鳴”，“學術昌明”。而對自以“流派”為門戶，以“學術爭鳴”為“門戶之見”，則謂之“不智之甚”。顯然，這都是有積極意義的。
任老用近六萬字，分四個部分，以人物的活動、觀點為主，介紹了自明末清初至民國，中醫學術的發展和命運。涉及到利瑪竇、鄧玉涵、艾儒略、羅雅谷、湯若望等外國醫生9人；涉及到王昂、趙學敏、王學權、王清任、陳定泰、惲鐵樵、余云岫、朱沛文、唐宗海、張錫純等中國醫家近20人。分為“開始接受西說著家”、“持匯通說著家”和“改進說和科學化的倡導者”幾種情況，分別介紹了各自的學術修養、學術觀點。同時，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見。“如對人類生命的認識，西方的認識還是非常樸素的，和《內經》中的認識相比，不能同日而語，《內經》要比他們的認識高明多了。”又如，“科學無畛域，科學沒有國界，科學是整個人類的財富，應該為人類共享，擇善而用”。還有，對王昂“心主神明”“靈機在腦”的認識；對王清任、王學權尸體解剖和活體氣機的認識；對朱沛文關于臟腑關系、經脈筋骨關系的驗證；對唐宗海關于《人身陰陽》、《五臟所藏》的論述分析；對惲鐵樵關于“名”“實”關系、“賓”“主”關系的論述和關于“改進中醫不能否定《內經》”的系統認識；還有對國民黨中央國醫館建議書的批駁，對日本改“東洋醫學”為“東方醫學”動機的揭露等等。至今讀來，意義尤深。
我國近代、現代社會的大變動，使悠久燦爛的中醫藥學遇到了許多新情況、新問題。圍繞“廢醫”和“護醫”的斗爭，圍繞中醫如何應對“西學東漸”的沖擊，引起了多方面的爭論和思考。對這個時期中醫藥學的學術發展，科學總結、深刻認識，無疑是很有價值的。因此，任老專列“學派爭鳴對中醫學發展的貢獻”一講，詳細介紹了中醫史上有一定地位的“醫經學派”、“經方學派”、“河間學派”、“易水學派”、“傷寒學派”、“溫病學派”和“匯通學派”的歷史貢獻。任老明確指出：“歷史證明了不同學派的百家爭鳴，促進了中醫學的發展和成熟，也是醫學科學發展的必由之路。”
今天，我們再讀任老創立的《中醫各家學說》，認真學習任老留給我們的《講座文集》，深刻領悟任老以全部身心彰顯的中醫大家所特有的“情懷”和治學精神，清晰地看到中華民族創造的中醫藥學，在中華文明、人類文明寶庫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清晰的看到中醫藥學在數千年發展中，所展示的多彩和豐富，平等和包容；清晰的看到，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中醫藥學的學術昌明，必然會帶來中醫藥事業的大發展大繁榮。
我是一名新學，學力淺薄，水平有限，以上不妥及錯誤之處，敬請各位領導、老師和同學們批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