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今年是著名中醫學家、中醫教育家任應秋先生誕辰100周年，國醫大師路志正、朱良春等特此撰文，紀念任應秋先生。
往事如煙 重任在肩
國醫大師 路志正
人事代謝，時代滄桑，60年前我曾與任應秋先生為新中國的中醫事業并肩努力，許多往事時時浮現眼前，就像昨天發生的事，著實令人感慨萬千，難以入寐。
我與任老有不解之緣
我是1952年進入衛生部醫政司醫政處中醫科工作的。1954年，毛主席發出了“重視中醫，學習中醫，對中醫加以研究整理并發揚光大，這將是我們祖國對全人類貢獻中的偉大事業之一”的指示。為了從行政管理、科研和人才培養等方面來加強中醫工作，國務院作出了在衛生部設立中醫司，組建中國中醫研究院、并在全國建立四所中醫學院（北京、上海、廣州、成都）等三項決策。1954年7月，中醫司正式成立，趙樹屏、何高民為副司長，后又從文委調薛和昉同志為司長。同年11月，我和魏龍驤、李介鳴同志接到調令，調入中醫司技術指導科工作。
為了從人力資源上滿足一司兩院的建立，衛生部從1955年～1957年，先后從全國各地調集了一大批中醫精兵強將。這其中，1955年底李重人同志從重慶中醫進修學校調入中醫司任教育科科長（1962年轉調到北京中醫學院任副教務長兼醫療系主任）。1956年呂炳奎同志從江蘇調至中醫司，接替薛和昉同志的工作，成為第二任中醫司司長。當時調入研究院工作的還有四川的蒲輔周、王文鼎、王樸誠，江蘇的韋文貴，上海的余無言、沈仲圭等人。調到中醫學院任教的老師，除隨呂司長從江蘇調來的董建華、程莘農、楊甲三、印會河、王玉川、王綿之、顏正華等40余名中醫專家外，任應秋及北京的劉渡舟、陳慎吾等前后也是這時期調入北京中醫學院。另外，衛生部還特聘章次公、秦伯未、韓剛和沈德建等四名中醫專家為部級顧問。
由于工作和專業的關系，比如一同出差搞調查，一同參加各種學術會議等，所以我與魏龍驤、李重人、章次公、秦伯未和任應秋等同志接觸得比較多，關系也更近。我能和這么多中醫大家朝夕相處，切磋問難，這是上天的恩賜。這種地利、人和之便，不僅惠及于我，而且也惠及至我的女兒喜素。如上世紀50年代，我在《北京中醫》上發表的第一篇論文“中醫對感冒的認識”，就曾得到秦伯未老的指導和批改。而我的女兒喜素，利用這難得的機會，拜在李重人名下為徒，以后又跟隨王文鼎、任應秋等大師抄方。由于三老均來自四川，又都是滿腹經綸，因此，在隨王、任二老學習期間，二老不但毫無保留地傳授經驗，而且還像待親女兒一樣。“感念師恩”是一個人最基本的品質，今天我懷念任老，一是盡老友之誼，二是代過世的女兒喜素對培養過她的任老表示最誠摯的敬意和懷念。
任老為中醫嘔心瀝血
光陰荏苒，雖然任老離開我們已有32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我眼前。1982年8月，任老在他69歲生日前后寫過一首七律詩：“六十九回春復秋，一年一度一搔頭。稱心事業從何說，得意文章匪自謀。乏術乏人難后繼，中醫中藥總先憂。傳承未解窮薪火，侈口創新緣木求。”
任老的詩作不由得勾起我對秦伯未先生的感慨和懷念。記得1956年3月，秦老在北京中醫藥學會為歡迎來京參加中醫研究院工作的同志舉行的宴會上，即興而就兩首題名《祖國》的詩文：“祖國多遺產，蔚為民族光。靈素存著多，草木亦芬芳。遠景真堪見，前途未可量。熱情千萬斛，此日信非常。
祖國相呼喚，欣然來古京。一時逢盛會，四座皆知名。趙董推先覺，袁施屬老成，舉杯無限意，期待展平生。”
秦老不愧為大醫家和文學家，其寥寥數語，寓意如畫，仿佛群賢畢至，舉杯暢言，追往昔之歲月，展未來之豪情的喜慶場面就在眼前。讓我們這些后學，也為他們老友的相聚，為當時中醫事業的大發展而感到歡欣鼓舞。
任、秦二老的詩文，一憂一喜，兩種心境，落差極大，截然不同。
秦老記述的是新中國成立初一司兩院的相繼成立，中醫事業得以大發展的那段不平凡的歷史。而令任老堪憂的是經過十年動亂，中醫教育事業受到極大的摧殘，中醫藥事業面臨青黃不接、后繼乏人的局面。詩雖出自二老之手，但所喜所憂者均與中醫藥事業緊密相連，代表的都是廣大中醫人的心聲。
想當初，出于對中醫事業的熱愛，秦、李、任三老應“祖國相呼喚，欣然來北京”，先后進入北京中醫學院任教。同樣，出于對中醫事業的無限忠誠，針對第一屆中醫學院畢業生中所存在的問題，三老提出了一些建設性的意見，成了“五老上書”的成員（于道濟、陳慎吾、秦伯未、李重人、任應秋）。誰曾想，這出于公心的“五老上書”，竟成了他們的罪行。“文革”之初，三人首當其沖，被打成了中醫學院中“三家村”“五鬼上書”的黑干將，被揪出批斗長達3年之久。當李、秦二老分別于1969年和1970年先后去世之時，我也恰逢人生低谷，正在老家接受教育。待到1973年平反回京，方知二老慘遭批斗，已然過世。隨著黨和國家有關中醫工作的方針、政策，又重新回到了正確的路線上來。任老也總算熬了過來，得以平反，重新走上了中醫學院的講臺。文革雖然結束了，但由于“四人幫”的迫害，不少名醫、專家過早地離開了人世。十年的停滯再加上中醫成才較晚的特點，這就使得中醫“乏人乏術”，青黃不接的現象十分嚴重。面對這嚴峻的形勢，任老癡心不改，憂心忡忡地發出了“中醫中藥總先憂”的感嘆！但是，任老并沒有一味地哀嘆，而是樂知天命。一方面他不斷利用自己的影響力，為中醫所面臨的處境鳴金吶喊，并積極地為中醫事業今后的發展謀劃出路。如1979年5月，在全國首屆中醫學術會議審稿委員會開會期間，任老和有關同志就成立“中華中醫藥學會”的問題進行了熱議。1981年11月，任老以“中華中醫藥學會”副會長的身份和部分在京的中醫藥專家學者一道，以強烈的責任心和使命感，暢所欲言，建言獻策，形成了參照國家文物管理局的模式、把中醫藥管理工作從衛生部獨立出來的共識，并擬寫了《科技工作者建議》的決議文，“大醫醫國”，這為五年后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的成立奠定了基礎，為國家對中醫工作的管理尋得了一條新路。另一方面，他老馬識途，奮筆疾書，在人生最后的短短7年中，洋洋灑灑地完成了《內經十講》《中醫基礎六講》等百多萬字的鴻篇巨著，為中醫理論的整理和發展留下了一筆寶貴的財富。任老一生著作等身，少人能比，不愧為人們敬仰的中醫學家和中醫教育家。
今天，中醫藥事業的發展形勢和任老在世時相比，有了根本性的轉變。在告慰任老等先賢這一喜訊的同時，我們也應該認識到，中醫事業能走到今天，這是千百萬中醫人共同努力的結果。雖然中醫藥工作現在還存在許多問題，但我們還是應該感謝黨和政府的正確領導和大力支持，如果離開了這一條——離開了黨對中醫的正確路線以及相關的政策，中醫藥事業的面貌就很難改觀，更談不上什么發展了。
作為生者，任何時候都不應忘記那些為中醫事業做出貢獻的人們。同時，應當切記我們今天離中醫真正的復興和走向世界還相差甚遠。重任在肩，吾輩仍需努力！
（路喜善整理）
我和任應秋之“三同”
國醫大師 朱良春
余與任應秋先生有“三同”之誼，同窗、同行、同黨也。任老是我在“上海中國醫學院”求學時的學長，此為一同；20世紀40年代，重慶周福生先生創辦《華西醫藥雜志》，聘請任老擔任主編，總理其事，我被聘為“特約編輯”，故時有書信往返，切磋探討得益甚多，此為二同；新中國成立后，我們先后參加了中國農工民主黨，都曾擔任過農工黨中央委員，所以又是同黨同志。
余曾多次與任老在學術會議上相遇于賓館，得以把晤暢敘，甚感愉悅。清晨與會同道散步晨練，每見任老總是手握古籍，低聲朗誦，緩步而行，精神專注，旁若無人，甚令人敬佩其治學之勤篤，惜時如金也。
任老博覽群書，敏悟過人，在學術討論時，常引經據典不假思索地脫口而出，令人稱羨，不愧為大家宗師也！吾師章次公先生在1952年致近代名醫劉民叔先生函中曾述及：“令師廖季平醫術上之成就，視先師章太炎先生，亦屬一時瑜亮。”廖老乃經學大師也，且兼精通岐黃之術，與太炎先生不相上下。任老少年之時曾從廖平學習，可見他國學根基的深厚是淵源有自的。
任老很早就提出“中醫古籍文獻亟待整理”，他認為，既具有中醫根基又精通訓詁知識的專家已是鳳毛麟角，對此必須抓緊、抓實，才不致中斷醫道文脈。這是高瞻遠矚之見，現在更感到是迫切的事了。
任老說，要學好中醫學，首先要學好國學，這是基礎，是入門的鑰匙。他在20世紀60年代初的“五老上書”中強調：“中醫學院學生，必須突破文學關，這對中醫學的繼承、發展，具有特殊意義與深遠影響。”前人早就說過，“秀才學醫，籠中捉雞”，“秀才學大夫，好像切豆腐”。這些比喻，生動而貼切，現在余更感到是十分重要的事情了。值得欣慰的是，有關領導已注意中醫教育，采取改革措施，希望抓緊、抓實，取得成效。
任老為“中醫各家學說”的創建和完善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對《內經》《傷寒論》等經典著作也有極精深的研究，在中醫基礎理論的梳理和中醫藥文獻的整理上，做了大量有益而務實的工作，為我們留下了巨大的醫學財富，值得我們認真繼承和運用。
任老一生，埋頭治學、低調做人、踏實工作，他為中醫教育事業奉獻了一生；任老的學術成就，光輝照人、啟迪后學，永遠值得我們學習和景仰。
任老雖已駕鶴西去，其崇高品德、嚴謹學風、精湛醫術，長留人間而澤及后世。值此任老百歲誕辰之際，我們應該以任老為榜樣、為楷模，振奮精神，為繼承和弘揚中醫藥事業做出更多貢獻，以實際行動來紀念任應秋教授！
讀《任應秋醫學全集》有感
圖 南
鴻賓來無意，應秋去有聲。
杏林多厚暖，人世幾薄涼。
晉唐宋元清民后，不足五行非陰陽。
長沙太守書經律，江津學生劃緯行。
此心堪比豨薟草，辛苦小毒豈短長。
一宗一門皆公益，兩代兩地未更張。
各家啟源內經解，五行運氣傷寒方。
既當曲劑生黎庶，何懼直言罪廟堂。
控制利用是非起，抑縱謗譽功過忙。
君志不為權謀計，升降出入亦中傷。
七旬四嘆別朋弟，萬世一宗話文章。
（注：任老有四嘆：一嘆學問不繼，二嘆人才匱乏，三嘆蹉跎歲月，四嘆不嘆之嘆。）
學貫中西 譽滿中華
——編輯《任應秋醫學全集》有感
□ 張伏震 中國中醫藥出版社
任應秋先生是業內公認的中醫學大家，文、史、哲、醫集于一身，學識之淵博，在業界享有盛譽；中醫理論造詣之深厚，令人仰慕。任先生學貫中西，在1949年以前便已經譽滿中華；是跨越現當代兩個歷史階段的最具代表性的偉大醫家，且是連接中醫傳統與現代的“橋梁人物”。著名中醫大師、傷寒學家劉渡舟先生，在對其弟子、家人談論任應秋先生時，尊任先生為“中醫泰斗”。
由中國中醫藥出版社出版的《任應秋醫學全集》，是任應秋先生的首部全集，從立項到搜求舊作、遺稿，輯錄整理，立意高遠，工作深入，受到了當代多位中醫領軍人物和官方機構的重視。中國科學院院士王永炎作序稱其是“中醫學術界的一面旗幟”。《全集》在具體執行方面，是任應秋的弟子和女兒共同根據先生生前出版的圖書、遺留的手稿、講課錄音等，歷時逾八年，辛苦編輯而成；全書共12卷，700余萬字。全面而系統地展現了任應秋先生的學術思想、治學方法和學術成果。
啟動中醫全面系統化工作
任應秋最偉大成就之一是開創學科，啟動中醫全面系統化工作。先生通過創建中醫各家學說，首次使中醫學站在了完整學術系統的高度來考量自身。任先生能夠做出這一歷史性的偉大工作，無疑是二十世紀東西文化猛烈碰撞的結果。中醫若非受到西醫（科學醫學）的刺激和打擊，中醫學者若非借鑒現代醫學的學術體系，絕無可能生發這樣的視角，當然也無可能開展這樣的立意于統一并完善整個中醫學術體系的工作。所以，任應秋先生這一創舉，也可以說“是其人，當其時”；一方面固然是先生自己的學術思考和選擇，另一面則是中醫學的歷史必然。
《任應秋醫學全集》編委組，深刻領會任先生的高遠立意，將其學術思路貫徹于《全集》的編輯工作中，盡力從其文獻著作的編排上體現出來。任應秋先生對中醫各家學說的研究，是中醫建立統一體系的關鍵一步。這個學科的建立，在中醫從“學說雜會”向“體系統一”的升華中具有里程碑的意義。任應秋先生一手創建這一學科，并為其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任先生所以堪當“宗師”在于此。正如《全集》前言所說，中醫各家學說創建的意義在于：“第一次從學術思想發展史的視角，對中醫學文獻進行了歷史性的梳理；七大學術流派的歸納和總結，是在中醫學知識的海洋中修筑起一道指路的航標。”
《任應秋醫學全集》編委組，深刻領會任先生的高遠立意，將其學術思路貫徹于《全集》的編輯工作中，盡力從其文獻著作的編排上體現出來。
闡揚經典之學
任應秋先生研究和講授經典，皆受領于他在學術思想上的一個總的綱領——意在貫通中醫學成為一個完整系統的結構。“經典理論”跟“各家學說”相輔相成，各家學說乃橫緯，經典理論即縱經，經緯交織，任應秋先生以此編制著他的中醫學綱。
任先生治學祖述《內經》，而最重仲景。從學習和運用“經方”開始，直到親自主持和創辦了“中華中醫藥學會仲景學說專業委員會”，可以說，對仲景學術的研究貫穿了他整個的治學生涯。其中最值得我們繼承的，是先生治仲景學術的方法。《全集》的卷三、卷四收錄了先生關于“仲景學術研究”的三本書《傷寒論語譯》《金匱要略語譯》《傷寒論類詮》，從中不難看出，早在20世紀50年代初，先生就有了系統的、聯系的、整合的思維方法，他將這些方法應用到對仲景學說的研習之中，這些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不僅曾為現代《傷寒學》《金匱要略講義》等教材的編寫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而且至今仍極具鮮活的啟迪意義。
中醫教育大師
任應秋先生四十余載念念于茲，視乎中醫學校教育為中醫學發展的不二利器，為此不惜熱血直言。或者有人不屑中醫學校教育，即使今日亦頗有人議論學校教育不適合中醫。擔任應秋先生重視中醫的學校教育并且奮力推行，始終不易其志。
早在1937年先生就已經有公開的文章，在應對“教育部不準中醫學校立案”事件中，幾度執筆倡言，言道：“‘猜猜行’的國醫，一輩子在黑巷子中摸索，而永無走上光明坦道之一日者，即國醫沒有教育之故耳……中國醫學未納于教育，所以愈趨愈下，西人醫學出發于教育，所以愈趨愈高。”
通觀任先生有關中醫教育的文章，從發表于1937年的《教育部不準中醫學校立案是何道理？》到1981年的《應當重視中醫理論》《<北京中醫學院首屆中醫專業研究生論文匯編>序》，可知先生對于中醫之學校教育，是站在很高的角度來看待和推行的。師帶徒，固然有助于弟子深刻理解師傅的學問和技巧，但是它的弊端卻也非一般的深刻和頑固。個中闡說，散見于任先生四十多年間發表的數十篇文章當中，有駁論“否定中醫學校教育”的文章，更大量的則是建言如何開展中醫學校教育的論文，其中就包括由先生執筆的震動杏林的“五老上書”。
筆者在承擔《任應秋醫學全集》責任編輯的工作中，深切地感受到任應秋先生嚴謹的治學態度和對專業知識的孜孜追求，作為中醫后學者，繼承先生的治學精神，傳承中醫，應是我們不懈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