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首屆國醫大師王玉川是中醫界最早研究《黃帝內經》理論體系、學術內涵的中醫學家，也是《內經》重點學科的創建者和主要學科帶頭人之一。今年是王玉川誕辰100周年，本版特約其學生撰文追憶恩師往事。
一代內經大家王玉川
翟雙慶 郭霞珍 陳子杰 祿穎 王維廣 北京中醫藥大學
今年是首屆國醫大師王玉川誕辰100周年，懷念起恩師的生平點滴，我們感慨萬千。
王玉川是中醫界最早研究《黃帝內經》理論體系、學術內涵的中醫學家，是《黃帝內經》重點學科的創建者和主要學科帶頭人之一。他一直潛心于《黃帝內經》的教學和研究，先后主編了全國中醫院校教材第一、二版《內經講義》，為《內經》專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并使之成為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第一批重點學科之一。
幼年學醫師承大家
王玉川小學時就開始選讀中醫古典名著，15歲時已能通讀《黃帝內經》。抗日戰爭爆發后，他被送到近代中醫學家戴云龍診所當學徒，從此便踏進了中醫的大門。在名醫戴云龍和陸淵雷的言傳身教下，王玉川深得中醫藥學之真髓。1943年3月，王玉川在家鄉頭橋鄉設立了自己的診所，開始獨立行醫。1954年，江蘇省中醫進修學校（南京中醫學院前身，現南京中醫藥大學）成立，承淡安任校長。1955年，王玉川被推薦到該校第一期中醫進修班學習。第一期中醫進修班60名學生中，除先生外，還有多位后來成為中醫界的重量級人物，如董建華、印會河、王綿之、顏正華等。
第一期中醫進修班只有一年學習時間，在短暫的學習生活中，王玉川如饑似渴地研修各種醫著，記下一本本讀書筆記，并參加了南京中醫進修學校《內經講義》的編寫。進修班還沒結業，先生就被學校破格提前留校任教。
1956年，為培養具有研究、教學、醫療工作能力的高級中醫人才，國家在北京、上海、廣州、成都4個城市開始籌建中醫學院。1957年9月，王玉川奉衛生部調令北上，進入剛剛創建一年的北京中醫學院（現北京中醫藥大學），被任命為內經教研室主任，創建內經學科。
到北京中醫學院后，當務之急就是編寫教材。為了用現代語言確切表達《黃帝內經》的豐富內涵，王玉川率領教研室同事夜以繼日地編寫講稿。經過兩年多的全力拼搏，由他主編的《黃帝內經素問譯釋》和他參編的《中醫學概論》終于完成出版發行。之后，由他主編的集前人之大成的《內經講義》由人民衛生出版社出版。從此，中醫院校有了既能通觀全著又能擷取其精華的《黃帝內經》教材。1964年，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將《內經講義》再版，這本書經全國教材會議通過，升級為全國統一的《黃帝內經》教材，也為《中醫學基礎》《中醫基礎理論》等其他教材的編寫打下了堅實基礎。在參考資料極少的年代，王玉川常常是一本書一盞燈，伴著他熬到天亮，忽有所悟的欣喜激勵著他一路堅持中醫學術研究，凡與他共事過的同事無不為他的敬業精神所感染。
業精于勤深耕內經
《黃帝內經》提出了“陰陽五行學說”，闡明了人體結構、生理現象、病理變化之間對立統一的關系，具有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王玉川在1985年發表學術論文《關于“三陰三陽”問題》《中醫陰陽學說發展史淺說》，在中醫界引起了巨大反響。
王玉川認為，“三陰三陽”的命名是以陰陽之氣的盛衰多少為依據的。他在《素問·陰陽別論》《素問·經脈別論》等篇章里發現，厥陰為一陰，少陰為二陰，太陰為三陰；少陽為一陽，陽明為二陽，太陽為三陽。“一、二、三”較之“老、少”更能精確地表述數量和層次上的關系。“三陰三陽”這個標準的確定，更精確地區分了陰陽、盛衰，以利于分析自然界的種種變化和人體的各種生理、病理現象以及人體和自然界之間的密切關系。“三陰三陽”在中醫學的發展史上是一次重大改革，對于中醫理論的建設和醫療技術的進步產生了巨大的促進作用和深遠影響。
他從生物全息論角度提出“五行互藏”是一種典型的五行全息思想，認為在每一“行”中都有整個五行的縮影，把這種“五行互藏”理論稱為五行全息論。
王玉川在研究《黃帝內經》時發現了味臟理論與歸經學說，提出了不斷發展的味臟理論。五味入五臟、五谷五畜配五行理論雖是五行學說的內容之一，但其中亦有很多臆測的成分。特別是由此引申出來的歸經理論，隨著中藥學的長足進展，愈來愈顯得蒼白無力。酸入肝、苦入心等，一種味只與一個臟發生直接聯系的觀點，無疑是早期的理論，與客觀實際存在較大的差距。成篇較晚的《素問·臟氣法時論》《素問·至真要大論》等所說的一種味與多個臟發生直接聯系的說法，即是后來在臨床實踐中觀察到的實際情況。
1991年發表的《淺談經脈氣血循環理論的發展演變》，表達了王玉川對《內經》氣血循環理論的獨特見解。他在研究中發現，《黃帝內經》的經脈氣血循環理論，不但與《足臂十一脈灸經》《陰陽十一脈灸經》有淵源關系，而且在《靈樞·經脈》成書之前，存在一個多種學說并存的過渡時期。此期的經脈氣血循環學說約有四個不同的流派，《靈樞·經脈》成書則是這次爭鳴的終結。
王玉川在1993年編著的《運氣探秘》中探討了五運和六氣的體系問題，指出了平氣概念的重要。從西漢的災害性天氣論證了運氣學說的科學性，闡發了《素問遺篇》的學術價值，他的研究成果代表了當時中醫界的最高水平。他發現，五運和六氣開始是兩個不同派別的學說，五運的起源較六氣早得多。五運學說本身有一套變化周期和推演測算的公式，并有比較全面而明確的研究范圍以及完整的理論體系，在《素問》中有很多論述可以證明。五運和六氣各有一套自成體系的理論，它們又有著共同的研究對象，后來因客觀實際的需要，通過學術交流，彼此影響，相互滲透，逐漸融合為一個體系，統稱為運氣學說。
授業解惑培育桃李
王玉川提倡現代學院教育，聽過他授課的年輕中醫成百上千，但他直接帶的學生僅四五人。他認為臨床上從來沒有相同的患者，好中醫應該獨自到臨床去實踐摸索，理論與臨床相得益彰，只有具備深厚的理論功底才能使臨床療效顯著。他經常要求年輕學子們要言之有理，強調文以載道。每年審閱學生的畢業論文，他都逐字逐句精心批閱，一篇論文要修改好幾天，很多畢業生一直珍藏著他精心審閱過的論文。
劉燕池1962年從北京中醫學院中醫專業畢業，分配到內蒙古講內經課程。沒有經驗的他返回母校尋求幫助，先生當即把歷經一年剛謄完稿、尚未出版的《內經講義》交給他，以作參考。當劉燕池意外地拿到老師這份講義的時候，激動的心情無以言表。
王玉川的研究生陶廣正這樣評價自己的老師：為人淡泊，不慕虛名。師出名門，有真才實學；學富五車，而無頭角夸誕。雖非博導，而眾多博導皆曾受其教；未登講堂，而授課講稿竟出其手。著述不多，卻不乏真知灼見；臨床雖少，卻每能一絲不茍。審查論文，從不敷衍；撰寫書評，必中肯綮。
王玉川影響了一大批嚴謹操守、具有厚重文化學術底蘊的學者。出生于1955年的嚴季瀾，也像他的老師那樣數十年如一日地坐“冷板凳”研讀經典，琢磨醫案，喜歡用鉛筆寫些纖細小楷，下著“笨功夫”。后來嚴季瀾擔任北京中醫藥大學基礎醫學院醫學人文系主任、中醫醫史文獻學科（北京市重點學科）博士研究生導師，成為中醫教學、科研與臨床學術的傳承人。
滋蘭九畹，樹蕙百畝，一分辛勞，一分收獲。王玉川在中醫教育這片園地辛勤耕耘，一屆又一屆跟隨先生學習過的“北中醫”人，很多都成為全國各地高校、醫院和科研院所的中堅力量。
耄耋之年的王玉川仍擔任著北京中醫藥大學顧問和終身教授。他是學問大師，著作等身，為人處世卻寧靜淡泊、不慕榮利、虛懷若谷、淳樸無華，真正做到了如古人所言“學然后知不足”“懼滿溢，則思江海下百川”。在他身上體現出的一種精神，是中國傳統文化所推崇的平民知識分子精神、圣賢精神。
王玉川從事臨床、教學和中醫文獻研究60余年，在中醫藥學界，他是最早研究《黃帝內經》理論體系、學術內涵的中醫學家。中國中醫科學院教授孟慶云這樣評價：“王玉川是重要的中醫學家，在當代中醫學界，他在理論上的貢獻是少有的。”
在臨床傳承上，王玉川擅于從古典醫籍中總結大量臨床用藥知識以示后人。他常言：學習中醫必須早臨床、多臨床，在臨床實踐中不斷提高和發展診治能力，除此之外，沒有更好的手段。他指出，臨床不應為方證相對所束縛，而應該勇于嘗試，探索能治多病的方劑，勇于找尋一方多治的方劑。但他不忽視理論，善于總結臨床經驗，將之上升為理論，或以之反饋于理論，之后再應用于臨床。他指出，與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研究辨證論治規律，不如研究同方治異證的機制，這樣更能得出真正稱得上創造性的成果。
王玉川辛勤耕耘60余載，甘為人梯，提攜后學，桃李芬芳，同時又是一名敬業的醫生，從青年時代起就懸壺濟世，為百姓解除疾病的痛苦。他擅長治療中醫內科各種疑難雜癥，如心血管疾病、風濕病、血液病。臨證時精心審視、一絲不茍，遣方用藥、療效卓著，深受患者歡迎。
2009年，我國第一次在全國范圍內評選國醫大師，王玉川與其他29位老中醫一起由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衛生部、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評選為國醫大師。但對他來說，最大的榮譽是來自一位又一位患者的信任，最欣慰的是看到中醫學得以不斷傳承和發展。當選國醫大師的消息傳來時，面對這份崇高的榮譽，他依然很平靜地說：“這沒什么，我也沒做多少工作。”
王玉川一生獻身于中醫藥事業，成為一代中醫學名師，踐行著“為往圣繼絕學”的神圣使命。（翟雙慶 郭霞珍 陳子杰 祿穎 王維廣 北京中醫藥大學）
追尋先生腳步 建設內經學科
陳子杰 北京中醫藥大學
王玉川主編《內經》講義（油印本）。
1957年，國醫大師王玉川奉調北京中醫學院，開始創建內經教研室，并任內經教研組組長。為了用現代語言確切表達《內經》的豐富內涵，先生率領同事夜以繼日地開展研究，力爭通俗易懂又采擷精華，終于完成第一部北京中醫學院《內經講義》油印本，并運用于實際教學。學生認真學習并總結了《內經課堂筆記》，這些寶貴的經驗成果成為先生主編全國統編第一版、第二版《內經講義》教材的重要參考，這種編排寫作體例也為《中醫學基礎》《中醫基礎理論》等教材的編寫提供了借鑒。正是由于以先生為代表的《內經》前輩們為學科發展打下的深厚基礎，2012年，內經學科獲批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十二五”中醫藥重點學科，2022年入選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高水平中醫藥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先生在《內經》學術研究上給我們后輩的影響是極其巨大的。先生治學注重獨立思考，不迷信權威。他在談到中醫治學方法時說：“沒有獨立自主的精神，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作出成績。不要做教材的奴隸，要做教材的主人，這才能把前人的成就真正變成自己的知識。”這些真知灼見為內經學科的教學、科研指明了方向。時至如今，學科經過60多年的發展，培養了一大批內經學術骨干，形成了老中青相結合的優秀學術梯隊，活躍在教學、臨床、科研第一線，并形成以下四個穩定的研究方向。
一是中醫理論體系的構架與內涵研究。學科自成立伊始就開中醫理論體系研究之先河，全國統編第一版、第二版《內經講義》教材的編寫框架成為我們重要的參考，學科曾承擔國家“973”項目“中醫理論體系框架結構研究——中醫理論起源、形成與發展的內在規律研究”，并開始搭建中醫經典知識挖掘與傳播平臺。二是《內經》的哲學思想與五運六氣科學性研究。先生曾主編《運氣探秘》，從概念形成、時代背景、應用范圍等角度，研究運氣學說的產生經過，具有重要參考價值。三是五臟藏神理論研究。提出脾胃是五臟藏神的核心環節，揭示脾胃與精神活動密切相關的科學基礎，揭示中醫學關于人類精神活動理論的科學內涵，并參與制定《中醫神志病臨床診療指南》。四是《內經》思維臨床應用及文化傳承研究。探討以《內經》為代表的中醫藥文化傳播的多種方式及《內經》思維臨床運用的規律與方法，主編《王洪圖內經臨證發揮》《黃帝內經通俗講話》，出版翟雙慶解讀《黃帝內經〉》系列叢書等。可以說，北京中醫藥大學內經學科形成的研究方向，與以先生為代表的前輩們的研究成果是密不可分的。也正是前輩們的影響，使得學科始終重視《內經》教學改革，強調臨床思維運用，突出基礎理論研究，深化經典文獻挖掘，取得了一系列豐碩的成果，例如《內經選讀》已經成為國家級一流本科課程。
作為學科晚輩，我深感先生對晚輩們的殷切期望。記得2014年《王玉川古方求學筆記》出版時，先生專門題詞“傳承創新學內經，繼往開來新一代”贈予我，當先生顫顫巍巍地把書交在我手里時，我受寵若驚，更加堅定了為學科發展努力奮斗的信念。隨后在學科帶頭人翟雙慶的帶領下，我與學科成員一起，于2022年完成了《王玉川醫學全集》編寫工作并順利出版，最近還獲得了世界中醫藥學會聯合會中醫藥國際貢獻獎著作獎一等獎。恰逢先生誕辰百年之際，也以此書紀念內經學科前輩王玉川教授。“道阻且長，行則將至，行而不輟，未來可期”，相信在先生的影響下，我們一定會堅持不懈地把《內經》學術傳承好、發展好。（陳子杰 北京中醫藥大學）
他是后輩為人為學之楷模
煙建華 北京中醫藥大學
當代中醫學家中，既具深厚的傳統學術根柢，又富時代精神而能探微索隱者，為數并不多，王玉川教授是代表之一。我在改革開放之初考入北京中醫學院首屆中醫研究生班，受教于先生門下，指導我們研學《靈樞經》。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先生為《黃帝內經》研究生開列了一張23家34種必讀書目，以為專業固本厚基，并云天道酬勤，砍柴不省磨刀之功；對研究生教學，先生親編輔導教材，并操著濃重的江南口音講授，博古以為證、引今以啟思，培養后學可謂熾熱殷切。先生在中醫學院初始主編了《內經》講義數種，正是先生用心于中醫事業傳承的精神結晶，其開創中醫新教育之功不可沒。
先生對《內經》學術研究傾注了畢生精力，方向主要在文獻考辨和理論探索上。從刊發的論著名錄看，主要在陰陽五行、經脈氣血、運氣學說、河洛文化等方面。其援引古代典籍廣博而確當，探究學理內涵精深而義切，尊古而不泥古，理亂而求至真。由此陰陽五行學理的源流演變得以厘清，醫學應用條分縷析；闡釋經脈氣血論說的古義，其生命科學的價值得以發揚。對于頗具爭議的五運六氣學說，先生考據史料文獻、辨析天文歷算，并以嚴密的學術邏輯與實事求是的精神論證運氣體系及流行病預測模式，評價其功過是非及現實意義，具有很高的權威性。
先生作為中醫教育家，以傳承傳統醫學為己任，淡泊名利，無私奉獻，高風亮節；作為中醫學者，其學術研究，無論學風、方法還是成就，堪稱后學楷模。學術研究進步是中醫事業發展的基礎，貫穿于守正創新的始終。在中醫學術領域，“守正”就是正確解讀中醫理論體系，揭示其科學內涵并傳承下去。這就需要在比較東西方認知體系基礎上，全面、準確、系統地闡發《黃帝內經》原創的中醫生命觀及其概念理論和醫學方法。中醫概念理論的科學內涵究竟是什么，它構成了怎樣的異于西方醫學的概念理論系統？這些都要通過研究《內經》搞清楚，這是我們中醫人必須完成的時代任務。做《內經》學術研究，需要一批既有志向、甘于奉獻，又兼具一定國學基礎和現代科學知識的學者，以先生為表率，通過堅持不懈努力，才有希望完成這個歷史使命。
先生已離我們遠去，但精神永留心中。（煙建華 北京中醫藥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