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中醫藥報》2012年3月28日第5版刊登我校翟雙慶的文章：《生病因何起于過用》，全文如下：
生病因何起于過用
《素問·經脈別論》云:“春秋冬夏，四時陰陽，生病起于過用，此為常也。”認為自然界春夏秋冬順序遞遷是四時陰陽有規律消長結果，與此相類比，人體的正常生活行為，無論飲食起居，還是勞作、情志等，都應有所節制而不可太過。太過而超出人體生理調節限度，損傷陰陽氣血、臟腑功能則能致病，正如張介賓所云：“五臟受氣，強弱各有常度，若勉強過用，必損其真，則病之所由起也。”這種病因觀是與我國古代“過猶不及”、“過則為災”的哲理一脈相承的，它從人的生活行為方式失和與過度來探討病因，體現了《內經》病因理論的學術特點，并對疾病防治有重要指導意義，對后世醫家以及后世病因理論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另外，雖然“太過”與“不及”均可導致疾病，但《內經》更加強調“太過”，主要是因為“太過”致病急速、劇烈，危害更加明顯。“太過”致病可從以下五個方面理解：
第一，四時氣候的過用：四季正常氣候變化是人體賴以生存的重要條件。《素問·寶命全形論》曰：“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人與自然界關系密切，自然界的變化會對人體產生相應的影響，這是中醫理論“天人合一”整體觀的重要思想之一。故《素問·生氣通天論》云：“蒼天之氣，清凈則志意治，順之則陽氣固，雖有賊邪，弗能害也。此因時之序。”若違背“因時之序”，氣候反常，風寒暑濕燥火六氣太過或不及時，均可造成人體對“時氣”的過用。如《素問·六節藏象論》云：“未至而至，此謂太過……命曰氣淫。”
第二，精神情志過用：精神情志是生命活動的表現之一，《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云：“人有五臟化五氣，以生喜怒悲憂恐。”適度有益于健康，若精神反常，情志太過，則為“過用”，過則為病。如《靈樞百病始生》云：“喜怒不節則傷臟”，不節制喜怒，病從內生。《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亦云：“暴怒傷陰，暴喜傷陽”。又如《素問·舉通論》云：“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消，恐則氣下……驚則氣亂，勞則氣耗，思則氣結”。
第三，飲食五味過用：飲食五味是維持人體生命活動的后天之本。《素問·五臟別論》云：“胃者，水谷之海，六腑之大源也。五味入口，藏于胃以養五臟氣”。若暴飲暴食、饑飽失常或五味偏嗜，飲食不潔，均可造成“過用”，是為發病之因。故《素問·痹論》云：“飲食自倍，腸胃乃傷”。《素問·生氣通天論》亦云：“是故味過于酸，肝氣以津，脾氣乃絕。味過于咸，大骨氣勞，短肌，心氣抑。味過于甘，心氣喘滿，色黑，腎氣不衡。味過于苦，脾氣不濡，胃氣乃厚。味過于辛，筋脈沮弛，精神乃央。”《素問·熱論》曰：“熱病少愈，食肉則復，多食則遺。”強調過食肥甘厚味或者五味偏嗜可使疾病遷延難愈或者復發。李東垣對此多有發揮，云：“脾胃受勞役之疾，飲食又復失節，耽病日久，及事息心安，飽食太甚，病乃大作。”
第四，勞逸過用：勞指勞力、勞心、房勞。勞逸太過即為過用。如《素問·舉通論》云：“勞則喘息汗出，外內皆越，故氣耗矣”，“思則心有所存，神有所歸，正氣留而不行，故氣結矣。”《素問·痿論》曰：“思想無窮，所愿不得，意淫于外，入房太甚，宗筋弛縱，發為筋痿，乃為白淫。”又如《素問·腹中論》曰：“若醉入房中氣竭肝傷，故月事衰少不來也”。《素問·宣明五氣篇》云：“五勞所傷：久視傷血，久臥傷氣，久坐傷肉，久立傷骨，久行傷筋，是謂五勞所傷”。《靈樞·邪氣臟腑病形》亦云：“若入房過度，汗出浴則傷腎。”可見勞逸太過而致病者，可涉及勞力、勞心、房勞等方面。
第五，藥物過用：藥物各具偏性，“過用”亦能致病。如《素問·腹中論》云：“石藥發癲，芳草發狂。”《素問·至真要大論》云：“五味入胃，各歸所喜，故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咸先入腎，久而增氣，物化之常也。氣增而久，夭之由也”。即明確說明五味各走其所喜，藥性皆偏，攻補皆不宜太過，過量便可致病，甚至可使病情進一步惡化。所以《內經》提出了用藥準則，即《素問·五常政大論》：“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無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養盡之，無使過之，傷其正也。”
從原文語境來看，“生病起于過用”本指過勞傷五臟致病而言，即《素問·經脈別論》所言：“飲食飽甚，汗出于胃；驚而奪精，汗出于心；持重遠行，汗出于腎；疾走恐懼，汗出于肝；搖體勞苦，汗出于脾。”但推廣而言則具有病因學的普遍意義。“過用”即超越常度，無論內傷、外感，其發病之由，均因“起于過用”，如七情的過激過久、六氣的太過、飲食的過飽與偏嗜、房事太過乃至縱欲等等。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生病起于過用”在臨床治療運用中尤其有實際價值，在治療上，無論是用針、用藥、推拿、按摩，均應適度而不可過之。現今臨床中，有許多疾病的發生或加重是由于過度治療所引起，我們應該給予足夠的重視。《素問·至真要大論》云：“無問其數，以平為期。”提出治療應適事為度，補瀉均不可過用，即“無盛盛，無虛虛”，強調使用各種方法治病，應中病即止。以藥物運用為例，《內經》認為，疾病的本質是在各種致病因素的作用下，臟腑陰陽之氣發生偏盛偏衰，藥物則是稟受天地陰陽之氣而生，而不同的藥物，其接受天地陰陽之氣的偏盛不同，故可針對人體臟腑之氣的偏盛偏衰選取不同的藥物以糾正之。由于藥物均有偏性，故古人謂之“毒藥”，用之過度往往致人臟腑之氣發生偏頗，故用藥應恰到好處，中病即止，否則就可能產生新的疾病。正如繆希雍所云：“夫藥石稟天地偏至之氣者也。雖醇和濃懿，號稱上藥，然所稟既偏，所至必獨，脫也用違其性之宜，則偏重之害，勢所必至。”
（宣傳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