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醫》2011年10—11月刊登我校毛嘉陵的文章：《中醫發展的中國邏輯》，全文如下：
中醫發展的中國邏輯
中醫藥事業的發展是歷史的必然，也是中醫藥事業工作者的夙愿。遙望中醫藥發展的歷程，也許有人看到了中醫藥發展的朝氣蓬勃，有人看到了中醫藥發展的艱難險阻。無論怎樣，中醫藥如何面對未來，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北京中醫藥大學中醫藥文化研究與傳播中心的毛嘉陵主任為我們講述了中醫藥發展中幾個刻不容緩的問題。
從文化入手發展中醫藥
“從文化入手發展中醫藥”這是一個極具戰略性的思路和決策，對促進中醫藥事業的發展具有十分深遠的意義。“中醫藥文化”指國人對生命、健康和疾病所特有的智慧成果和實踐的概括，包括對生與死的價值觀、健康理念、認知思維模式、診療方式、養生方式、生活方式、藥物處方、醫患關系和運行體制等醫學知識體系和醫療服務體系。
毛嘉陵主任表示，通過自己在多年的中醫藥文化研究和發展的工作中切身體驗，深感廣大群眾對中醫藥文化的喜愛和需求，也使自己深感作為一個中醫藥文化的傳播者，不能再停留在表面形式上宣傳中醫藥文化，而必須圍繞中醫藥文化的健康觀念、認知思維模式和行為方式三大核心，首先要努力用現代人容易理解的方式，解讀中醫藥科學文化知識體系；其次要充分宣傳中醫藥在臨床上的特色和優勢，為大眾和患者帶來健康切身利益；最后要提供行之有效、效果確切的中醫藥養生康復方法，滿足大眾對中醫藥科學文化知識的需求。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通常人們將醫史、文獻、醫古文等研究作為中醫藥文化的主要工作，其實，這些只能屬于中醫藥文化研究中的基礎工作，而不能成為主要的中心工作，否則就會使中醫藥文化事業失去鮮活性、創新性和拓展性。把握住了文化的本質和核心這兩大關鍵問題，我們做文化工作也就有了一個方向。即：圍繞著中醫藥文化的三大核心，確定中醫藥文化的三大中心工作：
第一中心工作：大造聲勢宣傳中醫藥的“價值觀”，具體包括：創造中醫藥文化氛圍，為中醫藥發展提供“推力”和“造勢”；塑造良好形象，維護中醫藥利益，與反中醫的言行“斗爭”；宣傳中醫藥臨床的特色優勢；實現中醫藥學術和科普信息的有效傳播。
第二中心工作：合理解讀中醫藥“認知思維模式”形成的知識體系，具體包括：在現代科技文明背景下，如何認識中醫藥這種知識體系?如何認識科學?科學應是一元化還是多元化?中醫藥是不是科學?為什么說中醫藥是東方科學?中醫藥學科知識體系的發展規律是什么?
第三中心工作：創意策劃推廣中醫藥“行為方式”，具體包括：匯集中醫藥發展思路，為中醫藥行業發展戰略、規劃、標準、產業模式的制定發揮咨詢參謀作用；發展中醫藥文化創意產業，構架中醫藥文化面向國內外公眾的大型傳播平臺和連鎖文化機構。
優化產業結構,尋找發展之道
“從文化入手發展中醫藥”可以在學術理論層面，突破對中醫學的認知和思想觀念上的障礙，有利于創造出適宜于中醫藥發展的文化氛圍，制定出更符合實際的、更科學的中醫藥政策法規。但這是一個緩慢的過程，而且也僅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在此基礎上還必須深刻認識到中醫藥是一門治病的科學技術，必須體現出“生產力的價值”，不能忽略市場經濟因素對其產生的決定性影響，因此，還必須“從經濟入手發展中醫藥”。
由于20世紀初以來，社會“游戲規則”的制定在整體上已趨于西化，因此，近幾十年來中醫院為了符合這些西式管理要求，基本上都是在簡單地模仿西醫院的醫療服務方式，這樣長期發展下去不僅逐漸喪失了自我，也使中醫博大精深的形象淪落為膚淺的“模仿秀”。
中醫藥目前尚未形成巨大的產業，在整個醫藥產業中也很難立足，而解決現狀的辦法就是調整產業結構，發揮中醫藥的優勢，在發展中形成一種良性發展模式。對此，毛嘉陵打了一比方：在我國現行醫療服務定價體系中，西醫是“高血壓”，應當給它“降壓”；中醫是“低血壓”，應當給它“升壓”。因此，只有將西醫的暴利降下來，才能切實緩解“看病貴”的問題；只有將中醫的價值從經濟收益上體現出來，中醫藥產業才可能真正地興旺起來。
“在現代商品經濟社會中，我們對中醫藥的認識不能忽略客觀存在著的巨大市場經濟價值。只有充分認識到了這一點，國家的政策管理體制、服務價格體系、資本運行等因素，才有可能按市場經濟的發展規律，對中醫藥進行一系列的產業結構調整，以促進中醫藥的高速騰飛。”毛嘉陵說。
政策主導中醫藥發展
政策環境是事物順利發展的催化劑。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法制體系日臻完善，人民群眾法制觀念不斷增強。國家早在憲法中保證了平等發展中西醫，國務院在1987年實施的《醫療事故處理辦法》的基礎上，于2002年又頒布實施了《醫療事故處理條例》。這個條例對科學、公正處理醫療事故，保護患者和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的合法權益，維護醫療秩序，保障醫療安全，促進醫學科學的發展具有重要作用。
然而，細讀這個基于西醫疾病診斷治療基礎上提出來的《醫療事故處理條例》，該條例在幾處提到的解決事故的原始資料，如：“門診病歷、住院志、體溫單、醫囑單、化驗單(檢驗報告)、醫學影像檢查資料、特殊查同意書、手術同意書、手術及麻醉記錄單、病理資料、護理記錄”等病歷資料以及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規定的其他病歷資料等，幾乎全是西醫的資料。而中醫與西醫是兩種完全不同的醫學體系，基本概念和名詞術語都不同，尤其中醫的診治是以中醫的“證”為核心的，并不以上述的西醫臨床檢驗證據和西醫的“病”為依據。以這個地地道道的西醫條例來統管中醫醫療事故處理，強迫中醫院參照此條例來規范日常的醫療活動，顯然是不符合中醫藥的診療實際的。這就逼著中醫院在管理上必須按照西醫的套路“行事”，否則，一旦有了醫療糾紛，出了醫療事故，到時候別人是不可能聽你用陰陽五行來解釋一切，中醫就連申辯的法律依據都沒有了。其結果，必然導致中醫藥丟掉自己的學術語言，或者準備中西兩套醫療檔案。
對此，很多的中醫藥工作者也表示，“現在的中醫院不僅檢查、治療設備要跟上，醫生還要具備中、西兩套醫學技術。同時，現在的病人維權意識非常強，而現行《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公認的只是西醫的醫療常規和診治標準，從這一標準出發，如果西醫認為該做的檢查沒做、該用的西藥沒用，而只用了中醫藥，那出了問題醫生和醫院就難逃其咎。”
可見，這種管制方式已不能單純用文化意義上的“西化”來形容了，完全是在用“游戲法則”來企圖卡死中醫。在這種情況下，中醫院還能突出中醫藥特色嗎?毛嘉陵呼吁，中醫藥事業的發展一項巨大的工程，需要全社會的參與，無論老百姓，還是中醫藥工作者，以及國家相關管理部門，都要認清其發展的道路，優化中醫藥發展的格局，最終使中醫藥散發出應用的光芒，為人類的健康做貢獻。
（宣傳部）